刘铮先生的《在纯金上镀金，给百合花上色》（《中华读书报》1999．1．20“国际文化”版，以下简称《镀金》）一文向中国读者和学术界透露一个信息：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出版了《莎士比亚·创造人性》。《镀金》在简要地介绍了布鲁姆“为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张目”，著作颇丰，“声名极盛”的理论主张及学术地位之后谈到了《莎士比亚·创造人性》出版前后的一些情况：该书“尚未正式出版时已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出版后《新闻周刊》发专文予以报道，并称誉布鲁姆为“美国最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对于这样一位学者的这样一部著作，如果《镀金》能向中国读者和学术界客观地评介一下它的内容，探讨一下它引起如此反响的原因，那将不无裨益。然而，遗憾的是《镀金》并未如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竟惊异地发现作者对莎学研究的轻蔑，对《莎士比亚·创造人性》的否定和对布鲁姆的挖苦，真不知作者恶从何来？《镀金》自始至终矜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始则“可惜”几个世纪的莎学学者不听歌德的忠告，搞什么莎士比亚研究；继而“惋惜”《莎士比亚·创造人性》“没能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通篇“旧式文人的作派：口若悬河，不拘细节，满腹牢骚，自命不凡”，“甚至语涉谵妄”；最后则嘲笑68岁的布鲁姆已经“老朽腐化，智慧正一天天空虚下去”，却还“自命青年”等等，等等。读了该文之后我觉得，该“可惜”的不是莎学研究，不是《莎士比亚·创造人性》，也不是布鲁姆，而是《镀金》的作者竟写出这样一篇既缺科学求实之意，又少与人为善之心的文章，而最为“可惜”的则是他竟读不懂歌德的话——有意无意地加以曲解并以之立论行文。其他问题可以不论，这个问题则不可不谈。
《镀金》一文引用歌德的一句话，即“不过我们对莎士比亚简直谈不出什么，谈得出的全不恰当”做根据，认定歌德反对研究莎士比亚，并由此指责那些莎学学者“不肯把耳朵借给歌德”，“却‘忙着在纯金上镀金，给百含花上色，为紫罗兰洒香水’。”不知作者引用的这三句“名言”出自何处？作者未加注明，很容易造成为歌德或其他名人所说的假象。作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歌德，并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说“可惜”几个世纪以来对莎士比亚的研究，竟“蔚然成‘学’”，已往的不说现在竟又多出来一部“长达700页的莎士比亚颂歌”！在作者看来，如果肯听歌德的忠告，哪会干出那么多“在纯金上镀金”的蠢事！至于莎学是否应该存在，莎学究竟有无价值，无须多说；而在这里需要辨别清楚的乃是歌德对莎士比亚研究到底持什么观点。凡是读过歌德著作的人都知道，歌德从来没有认为不应该研究莎士比亚，恰恰相反，这位智慧老人，一生推崇莎士比亚，并主张对莎士比亚要进行认真的研究。1824年1月2日，歌德对爱克曼说：“每个重要的、有才能的剧作家都不能不注意莎士比亚，都不能不研究他。一研究他，就会认识到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歌德谈话录》，以下简称《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出版，第15页）。
《镀金》那段引文是歌德1825年12月25日在同爱克曼谈论一本莎士比亚画册时说的。开始，歌德说“浏览这些小图使人震惊。由此人们初次认识到莎士比亚是多么无限丰富和伟大呀！他把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动机都画出来和说出来了。”（《谈话录》第93页），接着歌德说了《镀金》一文所引用的那句话。其实，这句话并非否定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而是对已往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批评。1825年歌德已76岁高龄，他对18世纪及19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学批评很不满意，其中当然也包括莎评在内。1824年1月2日他曾向爱克曼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在这两个破烂的世纪里，通过报刊，那种低劣的、大半是消极的、挑剔性的美学评论，一种‘半瓶醋’文化渗透到广大群众之中，对于进行创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妖氛，一种毒液，它把创造力这棵树从树叶到树心的每条纤维都彻底毁掉。”（《谈话录》第17页）在歌德所说的“这两个破烂的世纪里”，对莎士比亚的评论正陷于它是否符合古典主义理论，特别是是否符合三整一律的争辩之中。1825年2月24日歌德对爱克曼说“三整一律只有在便于理解时才是好的，如果三整一律妨碍理解，还要把它作为法律来服从，那就不可理解了。就连三整一律所自出的希腊人也不总是服从它的”；“莎士比亚剧本远离时间和地点的统一，但是它们都是易于理解的，没有什么剧本比它们更容易理解了。因此，希腊人也不会指责它们，法国诗人却力图极严格地遵守三整一律。”（《谈话录》第62、63页）众所周知，法国18世纪著名作家、学者伏尔泰就是以古典主义理论来批评莎士比亚的。他说“莎士比亚虽然具有充沛的活力和自然而卓绝的天才，但毫无高尚趣味，也丝毫不懂戏剧艺术的规律”，“在他的每一场戏里总有点新东西。其实，这是有损规律、有损典雅和有损真实的。把20多年的事情一件一件堆砌在一起，滑稽和恐怖互相掺杂；从小酒馆一下子跑到战场，从坟墓一下子又跑到了皇宫”，“用不规则和无理取闹的手法吸引和左右观众”，《哈姆莱特》就是这样一部“既粗俗又野蛮”的、情节“不合法则”的作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47、355、325页）等等。伏尔泰集中批评了莎士比亚的作品没有古典主义所要求的典稚风格和违背了三整一律的艺术“规则”。19世纪初英国一些批评家对此为莎士比亚辩护。从前面我们所引歌德的那段谈话来看，甚至这位文化伟人也未能超然于这场争论之外，他是以“便于理解”为由为莎士比亚不遵守三整一律进行辩护的。总之，1825年12月25日歌德关于莎士比亚批评的谈话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发的议论。歌德认为已往的莎评只抓住了一些皮毛的东西，“谈得出的全不恰当”；而“我们对莎士比亚简直说不出什么来”这乃是歌德对莎士比亚作品博大精深、奥蕴深藏的一个慨叹。从这句话里怎么能够得出歌德反对研究莎士比亚的结论呢？《镀金》的作者在这里实际上是偷换了判断的内含，将歌德对已往莎评的不满，改变为对所有莎评的反对，并将此强加于歌德。在1825年12月25日这次关于莎士比亚的谈话中歌德又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说：“莎士比亚给我们的是银盘装着的金橘。我们通过学习，拿到了他的银盘，但是我们只能拿土豆来装进盘里”。爱克曼连连称赞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谈话录》第91页）歌德没有把莎氏作品喻为“纯金”，而是比喻为“银盘装着的金橘”。“银盘”比喻他的戏剧作品耀眼的艺术形式，“金橘”则比喻其作品的意蕴其美无比，其味无穷，是一种营养异常丰富的精神佳品。歌德认为已往的莎评只注意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形式，而没有深入到其艺术底蕴，还没有尝到“金橘”的味道。既要拿到莎士比亚给我们的“银盘”，又要取出其中的“金橘”，这就是歌德对莎士比亚研究的观点。
（东北师范大学莎士比亚研究中心孟宪强）刘铮先生的《在纯金上镀金，给百合花上色》（《中华读书报》1999．1．20“国际文化”版，以下简称《镀金》）一文向中国读者和学术界透露一个信息：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出版了《莎士比亚·创造人性》。《镀金》在简要地介绍了布鲁姆“为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张目”，著作颇丰，“声名极盛”的理论主张及学术地位之后谈到了《莎士比亚·创造人性》出版前后的一些情况：该书“尚未正式出版时已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出版后《新闻周刊》发专文予以报道，并称誉布鲁姆为“美国最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对于这样一位学者的这样一部著作，如果《镀金》能向中国读者和学术界客观地评介一下它的内容，探讨一下它引起如此反响的原因，那将不无裨益。然而，遗憾的是《镀金》并未如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竟惊异地发现作者对莎学研究的轻蔑，对《莎士比亚·创造人性》的否定和对布鲁姆的挖苦，真不知作者恶从何来？《镀金》自始至终矜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始则“可惜”几个世纪的莎学学者不听歌德的忠告，搞什么莎士比亚研究；继而“惋惜”《莎士比亚·创造人性》“没能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通篇“旧式文人的作派：口若悬河，不拘细节，满腹牢骚，自命不凡”，“甚至语涉谵妄”；最后则嘲笑68岁的布鲁姆已经“老朽腐化，智慧正一天天空虚下去”，却还“自命青年”等等，等等。读了该文之后我觉得，该“可惜”的不是莎学研究，不是《莎士比亚·创造人性》，也不是布鲁姆，而是《镀金》的作者竟写出这样一篇既缺科学求实之意，又少与人为善之心的文章，而最为“可惜”的则是他竟读不懂歌德的话———有意无意地加以曲解并以之立论行文。其他问题可以不论，这个问题则不可不谈。
《镀金》一文引用歌德的一句话，即“不过我们对莎士比亚简直谈不出什么，谈得出的全不恰当”做根据，认定歌德反对研究莎士比亚，并由此指责那些莎学学者“不肯把耳朵借给歌德”，“却‘忙着在纯金上镀金，给百含花上色，为紫罗兰洒香水’。”不知作者引用的这三句“名言”出自何处？作者未加注明，很容易造成为歌德或其他名人所说的假象。作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歌德，并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说“可惜”几个世纪以来对莎士比亚的研究，竟“蔚然成‘学’”，已往的不说现在竟又多出来一部“长达700页的莎士比亚颂歌”！在作者看来，如果肯听歌德的忠告，哪会干出那么多“在纯金上镀金”的蠢事！至于莎学是否应该存在，莎学究竟有无价值，无须多说；而在这里需要辨别清楚的乃是歌德对莎士比亚研究到底持什么观点。凡是读过歌德著作的人都知道，歌德从来没有认为不应该研究莎士比亚，恰恰相反，这位智慧老人，一生推崇莎士比亚，并主张对莎士比亚要进行认真的研究。1824年1月2日，歌德对爱克曼说：“每个重要的、有才能的剧作家都不能不注意莎士比亚，都不能不研究他。一研究他，就会认识到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歌德谈话录》，以下简称《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出版，第15页）。
《镀金》那段引文是歌德1825年12月25日在同爱克曼谈论一本莎士比亚画册时说的。开始，歌德说“浏览这些小图使人震惊。由此人们初次认识到莎士比亚是多么无限丰富和伟大呀！他把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动机都画出来和说出来了。”（《谈话录》第93页），接着歌德说了《镀金》一文所引用的那句话。其实，这句话并非否定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而是对已往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批评。1825年歌德已76岁高龄，他对18世纪及19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学批评很不满意，其中当然也包括莎评在内。1824年1月2日他曾向爱克曼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在这两个破烂的世纪里，通过报刊，那种低劣的、大半是消极的、挑剔性的美学评论，一种‘半瓶醋’文化渗透到广大群众之中，对于进行创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妖氛，一种毒液，它把创造力这棵树从树叶到树心的每条纤维都彻底毁掉。”（《谈话录》第17页）在歌德所说的“这两个破烂的世纪里”，对莎士比亚的评论正陷于它是否符合古典主义理论，特别是是否符合三整一律的争辩之中。1825年2月24日歌德对爱克曼说“三整一律只有在便于理解时才是好的，如果三整一律妨碍理解，还要把它作为法律来服从，那就不可理解了。就连三整一律所自出的希腊人也不总是服从它的”；“莎士比亚剧本远离时间和地点的统一，但是它们都是易于理解的，没有什么剧本比它们更容易理解了。因此，希腊人也不会指责它们，法国诗人却力图极严格地遵守三整一律。”（《谈话录》第62、63页）众所周知，法国18世纪著名作家、学者伏尔泰就是以古典主义理论来批评莎士比亚的。他说“莎士比亚虽然具有充沛的活力和自然而卓绝的天才，但毫无高尚趣味，也丝毫不懂戏剧艺术的规律”，“在他的每一场戏里总有点新东西。其实，这是有损规律、有损典雅和有损真实的。把20多年的事情一件一件堆砌在一起，滑稽和恐怖互相掺杂；从小酒馆一下子跑到战场，从坟墓一下子又跑到了皇宫”，“用不规则和无理取闹的手法吸引和左右观众”，《哈姆莱特》就是这样一部“既粗俗又野蛮”的、情节“不合法则”的作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47、355、325页）等等。伏尔泰集中批评了莎士比亚的作品没有古典主义所要求的典稚风格和违背了三整一律的艺术“规则”。19世纪初英国一些批评家对此为莎士比亚辩护。从前面我们所引歌德的那段谈话来看，甚至这位文化伟人也未能超然于这场争论之外，他是以“便于理解”为由为莎士比亚不遵守三整一律进行辩护的。总之，1825年12月25日歌德关于莎士比亚批评的谈话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发的议论。歌德认为已往的莎评只抓住了一些皮毛的东西，“谈得出的全不恰当”；而“我们对莎士比亚简直说不出什么来”这乃是歌德对莎士比亚作品博大精深、奥蕴深藏的一个慨叹。从这句话里怎么能够得出歌德反对研究莎士比亚的结论呢？《镀金》的作者在这里实际上是偷换了判断的内含，将歌德对已往莎评的不满，改变为对所有莎评的反对，并将此强加于歌德。在1825年12月25日这次关于莎士比亚的谈话中歌德又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说：“莎士比亚给我们的是银盘装着的金橘。我们通过学习，拿到了他的银盘，但是我们只能拿土豆来装进盘里”。爱克曼连连称赞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谈话录》第91页）歌德没有把莎氏作品喻为“纯金”，而是比喻为“银盘装着的金橘”。“银盘”比喻他的戏剧作品耀眼的艺术形式，“金橘”则比喻其作品的意蕴其美无比，其味无穷，是一种营养异常丰富的精神佳品。歌德认为已往的莎评只注意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形式，而没有深入到其艺术底蕴，还没有尝到“金橘”的味道。既要拿到莎士比亚给我们的“银盘”，又要取出其中的“金橘”，这就是歌德对莎士比亚研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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